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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定县试验”与乡村振兴论文专栏】“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19-12-02
摘要:作者简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晏阳初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顾问,盈月儿童教育研究院院长。 摘要:定县实验是晏阳初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重要

  作者简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晏阳初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顾问,盈月儿童教育研究院院长。

  摘要:“定县实验”是晏阳初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重要的阶段与历程。这一时期,以“学术化,学术化”为特征的“县政改革”留给我们的启迪是十分珍贵的——贫、愚、弱、私“四大病症”是晏阳初率领平民教育促进会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对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高度总结与概括。而明确根除“四大病证”的方法与路径,则是一个曲折、复杂、艰辛的过程。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定县实验”留给我们的启迪,从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发掘对今天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的经验与思想,是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乡村作为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兴衰的原动力所在。作为外生后发现代国家,近代以来,乡村以其独有的形式成就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在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在文化认知层面处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关系中的失衡与迷失,使乡村社会结构、生产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发展的轨迹与走向出现偏颇,并由此引发了乡村问题的日益深刻与沉重。

  自上个世纪初乡村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受到关注以来,中国的乡村建设从散在的努力,到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筚路褴褛,重重艰辛。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贤所进行的理论上的思考与提炼,实践层面的探索与推进,为中国的乡村改造与社会建设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印记。遗憾的是,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曾经淹没在意识形态的屏蔽当中,未能成为乡村建设的借鉴与参考。

  中国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振兴乡村”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已更多地打破了对历史认识的制约与局限,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从乡村建设完整的历史轨迹中,发掘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创新与发展。笔者认为,目前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最好时机。纵然是危机与挑战并存,也必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十九报告强调,要通过建设美丽中国“四大举措”——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此,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把“推动形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作为未来全中国城乡社会的责任、使命与努力方向。这就更需要我们对不同区域的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调研与问题分析,并通过纵向的历史回顾,反省,借鉴与横向的国际比较,参考,汲取,明确一方水土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方法。

  从国际看,经过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建构的视野与格局越来越国际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与推进,国际上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改造,乡村建设的经验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与借鉴,使我们可以在国际化的视野中,重新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建设自我。

  凡谈到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就必然提及“定县实验”。而人们对定县实验的认识大都是围绕着平民教育的具体内容——针对贫愚弱私

  推进四大教育来展开的。在此,笔者认为,需要强调的是,贫、愚、弱、私“四大病症”是晏阳初率领平民教育促进会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高度总结与概括。而明确根除“四大病证”的方法与路径,则是一个曲折、复杂、艰辛的过程。这一过程留给我们的启迪是十分珍贵的。

  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这一时期内,晏阳初率领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所做的努力都是自下而上的,也是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有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因为,最初他以为不用的力量,单靠学术的力量可以制定出制度,建立起模范县,再用演示的方式就可以将经过实验所获得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制度、方法在定县推广,乃至推广全国,最终实现改造乡村的愿望。即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提高乡村平民的素养,从而促使的变革。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固然,平教会通过以村、区、县为单位的实验,明确了用四大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具体目标、方法和制度,并通过平民学校的方式培养了一批深悟乡建理念,同时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乡建骨干。但晏阳初及同仁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推广和实施的工作。无疑,这是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的关键问题。显然,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晏阳初逐步认识到,要进行实际推广和实施的工作,仅靠自下而上的学术性工作和教育培训工作是不够的。

  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的功能,应在于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以保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的动员程度,提高社会资源的运用和分配能力,把随着知识增长、技术进步而出现的各种经济可能性迅速变为现实。如果现实社会中的社会没有体现出以上功能,则再好的社会改造计划也是无法实施的。无疑,社会改造需要教育与建设,但如没有好的,将一事无成。

  在实际工作当中,晏阳初已深切体悟到良好的环境是乡村建设得以持续和获得成果的重要保障,未能将改革置于乡村建设的重要地位,这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之处。由此,晏阳初不仅注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考虑改造乡村社会的问题,亦开始注意学术与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改革问题,进而把“县政改革”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步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这是基于他对从事“县政改革”重要性与可能性的认识与判断。

  文盲,作新民” 这一目标。但作为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造运动,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内容与方法,是根据民众的实际生活需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加以改进与更新的;显然,其运作方式也是根据政局的变换不断加以调整的。正如晏阳初本人所说:平民教育运动是一个“ 活” 的运动,是一个“ 动”的运动。正因为平民教育运动是“ 活” 的,是“ 动”的,所以也是具有生命力的。

  在20年代军阀混战的社会环境中,晏阳初审时度势,利用联省自治运动的风潮,创造出了“ 三足鼎立的平民教育理论和方式。

  20年代初期,在湖南等地发生的联省自治运动,虽其内涵复杂,但不失为一次省政化改革的尝试,加之湖南早在清末民初时就已开进行社会改良的先河。晏阳初以此为背景,首选湖南长沙为平民教育的实验地,提出了平民教育要依靠专门人才、社会名望和地方政府等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来推进的运作方法,此即是“三足鼎立” 式平民教育的理论。基于这一理论平民教育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灵活的运作方式。这非但呈现了晏阳初在20年代所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之特色,同时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在复杂纷乱的环境中,获得一个实践自己平民教育理念的活动空间的智慧和组织技巧。

  进入30年代后,国民政府作为国家的统一政权, 首次把开展民众教育问题列入国家的法规当中,表现出为“训政建国”而推进民众教育的愿望。在教育方面制定出一系列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方针。鉴于此,晏阳初本着与任何致力于提高国民文化教育水准的当政者联合来推进平民教育的原则, 表示在推动乡村教育方面愿与政府合作。 从1931年起,他就开始积极去说服蒋介石政府,希望从政府的角度切实地对民众教育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定县实验用学术的力量改造乡村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也开始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1931年春,蒋介石邀请晏阳初到奉化县溪口镇参观,并指导蒋氏故里的乡村建设。晏阳初随后返抵南京,与蒋介石夫妇就平民教育的意义进行长谈,深得蒋氏夫妇的赞赏,当即决定从溪口镇选派人员赴定县接受训练。随后,晏阳初又被邀请到中央军校高级班作平民教育专题的演讲,蒋介石亲临听讲后,在致词中赞许定县实验,称平教会所做的平民教育工作是实现三义的基本工作,并决定选派教官赴定县受训1

  1932年,政府开始推行民族复兴运动。民族复兴运动以“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2为主要内容。同年,内政部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之前,派员赴各省视察,甘乃光次长视察了华北农村实验中心。其间,他用四天的时间考察了定县的实验工作,切实感到为了促进并加速定县制定的乡村建设计划的执行,有必要重建县政府机构。同年12月,国民政府的内政会议在南京召开。晏阳初、梁漱溟等从事乡村工作的人士也应邀参加。县政改革是这次内政会议的中心议题。甘乃光基于考察定县所得到的启发,提出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获得各省代表一致赞成。

  1933年8月,内政部下令,在省政府管辖下成立实验县,从事乡村复兴工作。是年秋,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山东邹平县和菏泽县、河北省定县等实验区先后设立3 。到1937年,成立实验县的有江苏、浙江、山东、河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山西及察哈尔等14省。这些实验县的成立虽说是来自定县实验的影响,同时也是力量推进的结果。

  以前,晏阳初是以学术的立场去找教育的内容和建设的方案,做的是基础实验的工作。然而,这种由下而上的工作在定县进行了数年以后,他开始认识到:“欲将研究所得的(经验)推广出去,则非借助政府的力量、的机构不可… …研究与实施根本上是相异的,我们感觉学术与打成一片,然后实施才可以行的通。须学术化,学术要实验化。如单单研究,做几本研究的报告,则无需要的力量。倘要把研究的结果,施行于民间,使成为民间生活的改造,民间生活整个的一套要素,则非借的力量不可。”4 这时他甚至肯定地说:“中国整个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县地方。”由此,也启迪我们,在当今的乡村振兴工作中,深入思考正确处理学术力量与力量之间相互借助,相互依存关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关于当时的县地方,晏阳初如此概括:“说到县政,在昔满清时代,对于地方还相当认真,所以那做父母官的县长,很多是进士举人,很多是有学问的人,清明的县长很不少。到了,就不注意这一点,非常乱,登庸已无制度,只要有朋友介绍, 或者有党派关系,或者与军阀有缘,就可以去做县长。”5 而“旧的县政机构只有两种作用:“一是‘催科,管人民的纳粮上税,县政府成了收税机关;一是‘听讼,为人民判案折狱,县政府成了司法机关。什么办教育,办生产事业,都是向所未有……如果催科不贪污,听讼不苛索,人民就认为这是好县长。不过这种清官是极难遇见的,利用催科、听讼以作发财捷径,这倒是正常。”6 县政作为最直接与人民生活发生关系的政府基层组织,其已到如此地步,即使研究实验出再好的教育与建设计划,也难实施与推广。所以,县政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而晏阳初认为,改革县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学术化,学术化” 。1932年,晏阳初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他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在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的同时亲自参加到政府机构中去,做改革的工作。试图通过“学术化” ,“为研究

  实验上取得一种方便,其结果将(乡村教育与建设)引到又一阶段去,这又一阶段就是政府推进的阶段”。7所以,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是运作方式的问题,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除文盲,作新民” 。这在当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不愿意走暴力道路的情况下,所能采用的最好的社会改造手段。但终因的原因,其结果亦未能如愿。可见的力量对于社会建设运动走向的影响往往是至关重要的。

  显然,定县实验由依靠学术力量推进到学术力量与县政改革并行,是基于晏阳初在乡村建设运动推进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对时局的判断——为推动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必须要进行的县政改革。因为,“实验运动若止于实验工作,那就毫无意义了。它往后一定要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引到另一阶段去,始有它的功用和价值。”8 晏阳初所说的第二阶段的工作就是:把通过学术性的研究实验获得的具体办法,在“学术化,学术化”的局面下加以推广。通过研究实验所获得的具体办法,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完全付诸实施而见更大的功用”。9

  可见,晏阳初把县政改革看作是实验运动能否达到最后目的之关键所在。乡村教育运动走到这一步,已不得不与政府发生关系。显然,第二次内政会议的召开及有关乡村建设问题的一系列新规定的制订,使县政改革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与保证。此后,县政改革的具体实施是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为原则的。

  全国内政会议结束以后,河北省政府率先于1933年春,成立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研究院的构成与功能如下:

  由此可知,县政改革属于研究院工作的一部分。鉴于平民教育运动已打下的基础和已获得的经验,研究院将院址选在定县。由省政府提名,内政部任命,晏阳初被聘为研究院主席。平教会其他有经验的人员也被聘为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研究院中担任了相应的负责工作。同时,在平教会的工作也仍然继续兼任。可以说,平教会几乎承担了执行研究院计划的全部责任。这里充分地体现平教会与研究院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但他们各自都是有独立地位的。对于这一点,晏阳初十分强调,绝不暧昧。在谈到研究院与平教会的关系时,晏阳初指出:“平教会不是一个机关,乃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平教会与研究院在法律上、经济上没有关系,然而,在实际工作上却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10

  为了保持自身独立的学术地位,而不被国民政府所操纵,不管平教会在经济上如何困窘,晏阳初始终坚持经费的独立核算。自己虽担任研究院的主席,但没有从政府处领取任何名目的薪金。至于河北省府在定县设立之县政建设研究院,在经费上与平教会毫无关系。平教会同仁在研究院兼职者也都是义务性质的,不从政府那里领取任何报酬。研究院属于政府机关,经费由省政府财政预算上来解决,虽每月经费仅有五千余元,但平教会合法地参与其中,以学术的力量影响,可借助于其行政上的地位和有限的经费,发挥推进乡村建设计划的效应。

  为了加强学术与的结合,平教会又于1934年4月,联合研究院组成了一个“学术讨论会” ,由瞿菊农担任讨论会主席,每月举行一次谈话会,目的在于“以收互相切磋、彼此砥砺之效”。谈话会的宗旨是:培养学术兴趣,交换工作经验,建立共同思想。11 所以说:研究院使学术化,学术化成为可能。而定县则是“平教会与研究院的实验所”。12

  关于县政改革的意义,晏阳初作了以下的论述:“诚然是很重要,中央的虽能影响全国,但对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似乎很少。县政则不然,县政的优劣,影响于一县人民的生活很大。我认为中国的基本是地方。没有好的县政,产生不出好的省政;没有好的省政,产生不出好的中央。”13 同时,他又明确了县政改革的目的——从消极处看,在于废除贪污苛杂;从积极处看,在于使这一机构从专事税收的机关转变为实施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机构。县政改革工作开始以后,首先,晏阳初率平教会同仁对县政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之后,根据调查结果制订出改革方案:第一,改革组织;第二,培养行政人才。

  晏阳初对县政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以为现在所做的县政改革与建设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其一定要与乡村教育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相辅而行,一面用教育力量改变人民生活习惯,构成改造乡村的条件;一面用力量使一切环境有助于使教育发生乡村建设的效果。而且,他坚信这种“政教合一”的方式一旦在全国真正应用,“ 农村建设以至民族复兴一定有一个光明、灿烂、伟大、宏远的前程!”14

  然而,县政改革能否成功并非是由晏阳初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是否具有和平的社会环境,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最初,晏阳初对国民政府的确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国民政府也对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视,并给予他们种种便利。但由于局势的急剧变化,研究院的经费越来越少,几乎“山穷水尽” 。而且,随着国民政府采行保甲制度,加强控制地方,关于民众的组织工作竭力避免外人士介入,更使县政改革举步维艰。

  1936年,晏阳初、梁漱溟曾亲自去见蒋介石,劝他放弃内战和的政策,积极作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但并无效果。15 晏阳初无可奈何地说:“政府对于本会的工作向来也是非常同情与赞助的,并且十余年来,我们也曾多次与政府合作,尽本会的力量帮政府的忙。不过当此内忧外患,山穷水尽的时候,政府也碍难给我们经济上的助力。虽然如此,这种农村生活改造的基本工作迟早要有政府的经济后盾方能继续进展。”16

  可见,晏阳初为了在全国彻底推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对政府仍寄予很大的期待。但随着内外交困的加剧,国民政府采取“安内攘外”的政策,把主要的力量用在和对付内部及外来侵略上,越来越无暇顾及乡村建设问题。当初,在推行“民族复兴运动”时,提出的“ 管、教、养、卫” 这一社会建设的计划也并未真正实行。正如晏阳初所指责的那样:“`管、教、养、卫是近年来改革的理想,而朝着这个方向去干的,至多不过做到一个`管……而教、养、卫的县政,茫茫全宇,那里去找啊!”17 当时,所谓“管” ,主要体现在保甲制度的强化上,国民政府通过强化保甲制度,加强了对户口及土地的管理和控制,使人民的生活,完全被纳入“ 剿共” 与“ 加强治安” 的轨道上去了。加之,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入侵华北地区,由于战争已迫在眉睫,平教会不得不全部从定县撤出。致使晏阳初经多年探索创造出的改造与建设乡村社会的计划,随着定县这一基地的丧失而无法再继续实验下去。

  晏阳初及同仁在定县所进行的县政改革是以与政府合作为起点的,又是由于失去国民政府的合作而难以继续进行。最后,终因抗战的爆发而终止。这说明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客观环境做保证的。一但失去了必要的条件与环境,再好的教育方法和内容也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的。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内陆未直接受战争之害的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由地方的政府提倡开始实行县政改革和推进乡村建设。晏阳初率平教会凭藉他们在定县所得的经验前往协助。他不停地奔波于后方的实验县,继续推行他的县政改革及乡村建设方案。与此同时,他又于1940年,在后方四川北碚歇马场建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作为为乡村建设培养行政与技术人才的基地,旨在为实现和平后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准备人才。这也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教育目标的高等教育机构。但从1938年起,日本的军事入侵继续向后方延伸,四川的很多地方都遭到极为严重的轰炸。人们失去正常的生活秩序,到处都处于恐慌的状态。战乱使已迁往四川北碚的平教总会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

  抗战结束后,在晏阳初奔走下,于1948年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希望正式由政府的力量来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之后,晏阳初离开中国,近30年的平民教育宣告中止。

  定县实验从调查研究入手,从问题切入,坚持教育,改造,建设同步。这也可以说是晏阳初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特征所在。贫、愚、弱、私是他对当时中国乡村问题的概括与总结,也是晏阳初推进乡村教育所针对的主要问题。他提出,要用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推进去改善。当今的乡村教育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乡村教育面临的问题仍是贫、愚、弱、私,仍需要四大教育。但贫愚弱私内涵已发生变化。

  今天乡村面临的困境、问题点与历史上的差异——“穷”,已不是再专指经济上的贫乏,而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而导致乡村文化的破坏与缺失,即文化上的贫乏。找到乡村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原因,才可弥补与重建,这是我们面临的紧要课题;“愚”,已不仅是指识字问题,而是面对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生存的维持与可持续所缺乏的科学常识,信息处理常识,生态环境保护常识等常识性知识与意识的缺乏,即所谓“功能性非识字者”;“ 弱”,已不单指身体健康问题,而是现代社会种种压力所造成的心理变异,行为变异,精神变异的普遍存在;“私”,已不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责任,全球意识,团队合作精神缺乏的问题。

  所以贫愚弱私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其内涵,我们要重新定义。从根据乡村社会的共性与差异,为今天的乡村教育找到明确的方向与目标。

  纵观定县实验,主要从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学术方面的,即平民教育内容、组织制度确立工作,是自下而上的;一是方面的,即县政改革的工作,以求自上而下地保证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推进。“定县实验”为我们揭示出在社会建设中,“学术”与“”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给予我们的启迪在于,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纵观定县实验的推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与社会建设,学术与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密切关系。以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毕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目的是否能够达到,最终还要看各种条件与环境是否具备。

  晏阳初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点:

  第一,内部组织。平教运动的领导核心是由知识精英组成的。 这个核心,有信念,能团结,懂科学,有计划。所以,这么多年,不管遇到怎样的风波,社会变革,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核心一直是坚强有力的,从不曾动摇;

  第二,外部环境。乡村建设运动的核心坚强有力是基本条件,但仅有此是不够的,作为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建设运动,没有来自政府、社会、民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乃寸步难行。实际上,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自始以来,在坚持独立性原则的前提下,从未间断寻求来自政府,社会,国内外的援助,以保障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推进。而植根于乡村,身体力行更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

  第三,坚定信念。晏阳初“自童年起,就接受儒家文化与西方思想的滋养,成为两种异质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18孔子(Confucius)、耶稣(Christ)、苦力(Coolie)的所谓“三C”,加之基于中国乡村文化传统,灵活运用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成为支撑他的精神力量和铸就其自身文化人格,成就其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要素。

  晏阳初常说:欲想成其事,必先立其器。关于乡村建设的方法与路径,定县试验给与我们的启示在于,现阶段的乡村振兴需要政府、社会、乡村力量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需要制度的支撑与组织上的保障,以形成一种机制。这就需要学者做接地气的研究,官员做为民生的行政,社会不同领域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助力乡村建设,定位清晰,功能明确,形成合力,乡村振兴方有希望。

  有研究从梳理百年乡建的角度,将当今的乡村建设称之为“第三波乡村建设”。所谓“第三波乡村建设”的主体,实际上往往是由政府(大政方针的决策者,政策平台提供者,行政、财政支持者)、社会力量(产、学、研、商、企、媒……),乡村民众(原乡农民、新农人)构成。乡村建设主体构成的复杂化,以及基于不同理念、利益期待,导致的方法、路径上的多歧性,为“第三波乡村建设”带来更多的复杂性与未知性。如何从社会文化建构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使各种建设主体定位清晰,功能明确,有机合作,让乡村获得新的生命力,让乡村经济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不仅“回流”,而且在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真正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借鉴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从在地原乡的自然风貌,文化特色,组织制度建构入手,明确特征,找到具体问题,实现①本土农民力量(团结力,组织力,健康力),②社会力量(知识力,科学力,运作力),②政府力量(政策力,制度力,领导力)的有效对接,进行乡村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性,综合性,体系化的建设,才是乡村建设的出路所在。自然环境的建设应以绿色生态农业建设为目的,人文环境建设应以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为目的,社会环境的建设应以公共意识的提升为目的,是为乡村振兴的出路所在。

  2、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文献新生活运动史料,:商务印书馆,1975年。

  4、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

  5、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34页。

  6、晏阳初,农村建设要义,晏阳初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7、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64页。

  10、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4页。

  13、 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91-392页。

  14、晏阳初.中国农村教育问题,晏阳初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20页。

  18、晏阳初,[美]赛珍珠著,宋恩荣编《告语人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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